两会召开期间也适逢女生节、母亲节的相继到来，在三月的记事簿上，“保护妇女权益”是这些年日益被重视的字眼。今年我们的代表们究竟提出过哪些有关女性的提案？请往下看：

　　女生智力发育普遍比男生提前早熟两到三年，建议将男生的入学年龄延迟到8岁，这样男生可以在6-8岁释放天性好好玩，锻炼思维能力，上学后就能很好地适应，增强自信心。

       放开二孩后，不能都去大医院，要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中国现在9千万育龄夫妇符合条件，预测每年新生250万个二孩。他建议国家应该对准备怀孕的夫妇开始建立免费制度，比如新生儿筛查救治等。生完孩子的女性就业很难，肯定会受到一定的歧视，这是对她们生育意愿的最大障碍，因此政府要建立托幼机构，社会也要参与，这样生完孩子的女性可以继续上班。放开二孩后预计六成是高龄产妇，带来新生儿缺陷方面的问题也会有压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谭晶化身”新生母亲“代言人，她指出，国内不少场合，母婴室要么尚未设立，要么设置简单，通常只有一副桌椅，洗手池尿布台等几乎不存在。她建议，各级政府应将母婴室的建设列入城市规划范畴，制定标准避免有名无实。

　　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后，可预计2016年中国将迎来新一轮的生育高峰。然而生育政策的开放，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有了完善的软硬件配套设施。作为深耕母婴行业的企业，我们在海量用户的反馈基础上，对目前的孕育环境现状非常了解，因此我们迫切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更积极地推动对女性及家庭的关注。我们强烈呼吁在公共空间和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为哺乳期女性提供安全、卫生、标准化的哺乳环境，让外出和职场的哺乳期女性能有安心哺乳的场所，这不仅是对女性的尊重，更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提高我国母乳喂养率的保证。而企业日托中心、社区婴幼儿医疗、宝宝专车等软硬件的全面配套，才能满足我国应对生育高峰和家庭和谐健康发展的需求。

　　朱征夫建议，应废除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制度。他称，收容教育制度在某些案件中成为滥用行政权力对公民进行打击陷害的工具，从而对不特定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必须给予废除。

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傅莹颇具“潮流范儿”。她用了诸如“心塞”、“压力山大”等网络热词巧妙回应记者提问。她还会因说错记者媒体名称觉得不好意思。[偷笑]感受傅莹的“两会表情”！

每年召开两会时，美女翻译就会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道风景线。2016年两会刚刚开始，担任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翻译的姚梦瑶便迅速走红网络，成为大家搜索的热点……

作为一名翻译，首先在形象的塑造上就要尤其用心：既要大方利落，又不能喧宾夺主。特别是在两会发布会这样庄严的外交场合上，形象更是不能太过于犀利。最好是既能朴素低调，又不失大方干练。

在翻译标准上，翻译们则一直沿用周恩来总理定下的16个字，即：“站稳立场、熟悉业务、掌握政策、严守纪律”。

在业务方面，能够成为两会翻译，她们必须具备“完整、准确、通顺、易懂”的翻译水平。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韩红本届两会依然关注着“儿童性安全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进展事宜。此外，韩红还将视角投射到了网友们最关心的互联网影视作品审核制度。韩红赞成加强网络剧全流程管理，但她也认为网络剧不乏质量上乘的作品，“一刀切”的行为有些武断。

　　除了今年的两会以外，每一年两会都少不了对女性权益的关注，那么过去那些被提出的女性权益提案们，它们都“过”的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女性在职场遭受的歧视显而易见，但多年来改善进程曲折而缓慢)

　　纵观这些年关于女性在职场方面的两会提案，焦点往往集中在“消除性别歧视”上。

　　2014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直批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提出在高层人才中推行男女同龄退休、研究分全体循序渐进的弹性退休政策；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洪天慧提出应对女性就业达到一定比例、继续使用产后女性的企业，给予经济补偿。

　　那这么多年消除职场性别歧视的现实轨迹如何？2014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担心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会加大用人成本，用人单位有加重就业性别歧视的趋向。在女大学生求职中，被问及“是否独生子女”或“生育二胎”事宜的高达59.11%。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开展的“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发现，有19.8%的人表示求职过程中“经常”感觉到性别歧视，66.2%的人认为“女生比男生难找工作”。

　　歧视显而易见，但改善进程曲折而缓慢。传统文化中对女性角色的潜意识定位决定了整个社会对女人“弱”的通识，女性本身到一定年龄上进心就会降低、婚后重心会偏向家庭等由性别生理及心理特征所赋予的特征，都容易将职场中的女人冲向“被不平等对待”的洼地。

　　“职场真正的男女平等是什么？我很少这么去争取所谓职场上的‘平等权’。因为社会分工和男女本身的性别特征确实不一样。”长期致力于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研究实践的清华北大总裁班特聘教师、本身也是女性的余玲艳认为，在面临职场不平等的时候，一味地发泄愤怒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反而容易产生“受害者”心态。她建议女人们从心理调适与自我建设出发，不过度寄望于等待大环境与他人改变，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不平等的环境下依然生活得快乐”。

　　“女人的一生不光有职业，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如何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职场有机结合起来，是一种智慧：事业上没有机会，那就把家照顾好，或者支撑另一半，关爱好自己的身体……就像下一盘棋，这步棋走不动的时候，不是在那哭，而是看看别的棋子能不能动。对自身的女性角色有清晰的觉知和定位，在不平等的环境下依然生活得快乐才是我们的智慧。”

(家庭暴力“不仅以女性受害者为多，而且是男性权力压迫女性的典型表现”)

　　这么多年了，每年两会，反对家庭暴力、呼吁尽快为家暴立法都是被反复提出的提案。终于，2014年11月，《反家庭暴力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5年3月4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刑事案件的意见》，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报案、控告、举报，还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实践中经常发生的受虐富怒杀夫案为例，首先考虑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只要依法符合正当防卫条件的，不负刑事责任。

　　家暴的危害有多大？“不仅以女性受害者为多，而且是男性权力压迫女性的典型表现。”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表示，世界范围的社会学调查表明，家庭暴力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传染病，是妇女致伤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严重的是，受虐的妇女往往还要继续留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为什么？“答案是她们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毁了。”李银河说，有调查表明，被动接受和麻木不仁是受虐妻子的典型特征。妇女挨打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挨打时，她们感到吃惊，竭力躲闪；然后感到恐惧，竭力讨好丈夫；最后感到抑郁，躲到一边自责。一旦挨打成为习惯，其后果可能导致丧生。并且妻子的挨打还常常伴随着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待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可能继续这种受虐的生活模式。

　　李银河表示，跨文化研究表明，对女性的暴力与社会的性别结构有关，具体来说，它同某一社会或文化中有没有“男性理想”——对统治、强悍和男性荣誉的强调有关。“既然一些跨文化研究已经证明，至少有一些社会完全不存在强奸和虐妻现象，那么家庭暴力就没有生理基础，就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李银河说，可以预期，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部家暴法的出台将大大降低家暴程度，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中国妇女的状况会得到改善。

(大量遭遇婚外情的女人在婚姻中选择“忍”：一方面是新得不能再新的世界，一方面是旧得不能再旧的感情)

　　取消上环与上户、上学挂钩，实现女性生育权利公平化，为女性员工设立哺乳私密空间，加大毁容案件惩罚力度，建议女性主动做婚前和孕前医学健康检查，针对偏远贫困地区的女性由国家补贴做“两癌”筛查……从健康到安全，这些年两会代表们为女性权益提出的其他种种提案，可谓细致全面。

　　但有个“真空”地带似乎被代表委员们忽略掉了：性别平等意识突飞猛进的背景下，但一直被女人们视为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情感生活呢？中国女性的情感关系状态究竟如何？

　　以当下汹涌不息的、婚姻家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婚外情为例，前不久某论坛所做的调查显示，“中国家庭离婚原因”中排名第一的是“第三者插足”，所占比例为74.6%。除去离婚的，还有大量遭遇婚外情的女人在婚姻中选择“忍”。专栏作家黄佟佟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过——这也许是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一方面是新得不能再新的世界，一方面是旧得不能再旧的感情式样。

　　在两性情感专家丁力的观察中，当下的中国女人，哪怕事业再强，社会地位再高，“自我”这个部分却大多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是要懂事、要能干、要成为像母亲一样牺牲奉献的人、要找到能够托付终身的男人，却很少被提及你要拥有自我，要知道自己是谁，有什么优点，价值在哪里，要拥有怎样的理想生活。

　　丁力强调，如果一味强调女人“需要”平等，把自己假设为弱者，实际上不平等已经产生了。“自我一定要建立在自我成长的动力上，而不是需要上。我们不能成为一个自己欣赏的人，而只是成为别人期待中的自己，这个过程中势必要迎合他人，在情感关系里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女人最终需要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而不是‘平等’的状态。不会因为性别而觉得怎么好或者怎么不好，只是感觉‘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状态我很喜欢’，就ok了，才容易达到跟谁在一起都是公平的感觉。”

　　维护女性权益，争取性别平等，前路依然漫漫，但从每一个微观个体的自我调适及心理建设做起，或许恰是最切实最有效的第一步。